我入初中后，不再参与学校文艺演出，因为高年级学生演艺更好。张老师负责全校的文体活动，执导的戏剧继续巡回演出。大型歌剧《王秀鸾》最先由县中上演，其他单位跟着排演。著名歌剧《赤叶河》在城乡演出不衰，影响深远。刻每次演出时，当贫农女儿燕燕被逼跳河时，鄢雨民校长便在舞台上为观众大声解释剧情：“老乡们，燕燕跳河了！”以激起观众情绪，增强演出效果，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十分亲切。张老师又挑选各班喜爱秦腔的学生排演《黄龙山起义》，他亲自扮演农民起义领袖高迎祥。每逢节日和周末，县委礼堂座无虚席。除了全校性戏剧排演外，各年级也都排练自己的节目。我们上初三时，在张老师指导下自己动手把语文课中《西门豹治邺》一文改为话剧，搬上舞台。我们毕业以后，西和中学的演剧风气一直延续，如五五级的《打鱼杀家》，五六级的《鱼腹山》等，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为止。西和中学的戏剧之风长盛不衰，与张浩岳老师的指导、推动、参与、示范是分不开的。
二、 严慈兼备的班主任
张浩岳老师年青时学工，从教后任物理和化学的教学工作。1951年，我从北小毕业，与卢清夫、陈福祯、张崇礼四人被保送上了西和初中，同南小毕业同时入校的南积善、鱼献璋、冯渭、陈忠、周纪权、赵自强、孔祥祯、张秉铭等和从乡下考入的蒲华等共五十余名同学编为初中一年级。因为我们这一级为解放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刚从小学毕业的和解放前后辍学多年的学生同时考入，故人数较多，年龄悬殊，程度不等，情况多异，因之学校给我们初一年级（当时一个年级只有一个教学班）委派了两位班主任，一是教语言、历史的赵子贤（殿举）先生，一位是张浩岳老师。初一不开理化，张老师只给初二、初三上课，故虽为班主任但接触不多。那时我们都很幼稚，以为给高年级授课的老师比给低年级授课的要攒劲、厉害，故对张老师望而生畏，敬而远之。他和我们保持着遥远的距离，师生界限十分严明。其实，那是因为我们年纪太小，师生之音没有多少可供交流的东西，只要看看初二三年级胡子巴岔的老大哥们（现在的初三学生才只有十四五岁）往往同老师争论问题，就觉得老师也至于那么难以接近了。果然，升到二年级张老师给我们授化学课时，交流也就随之多了起来。
张老师上课的严厉是出了名的。时光过去五十多年，很多印象都已模糊，唯有他提问时逼人的眼光和眼镜上反射出的寒光至今犹在眼前闪动。许多同学本应能回答出的问题都被他的目光震慑，回答得一塌糊涂。他也不随便讥讽学生，只这么一瞥，就使你无地自容，自知加倍努力用功了。平衡化学方程式本需要思考片刻，他要你在几十名学生面前即时回答，往往使人措手不及。他已把方程式左方的数字写好，让你回答方程式右方的数字。待你正作思考时，他却不断提示你：“配个8吗？”他经常用这个“8”字来提示，故一出口，就惹来同学一阵笑声，而你也就更难以判断了。一堂课下来，大家都很紧张，所以我们往往希望恰在这时摇起下课的铃声来，好快点得以解脱。今日想来，正是这种精神的紧张和精力的集中才使我们的化学课学得格外扎实。当然，张老师讲课时的生动活泼是与其严肃、紧张互为表里的。张老师交游广，亲朋好友多住在城里，对我们这些较为调皮捣蛋的城里学生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父母姓甚名谁，所干何事，所营何业，都能如数家珍，谁若不守课堂纪律，谁若想耍点小聪明向他讨点便宜，他便打预防针似地警告：“昨天我还见过你大，说你在校表现还不过紧呢！”“×××你大的名字我可熟得很!”同学们因此而深知张老师的法力，全班没有一个不怕的。这个“怕”字，西和人应当知道，就是对长者的敬畏。
张老师的物理、化学课教得十分精彩。初三时又带几何、数理化全由他一人包干。我的兴趣在文，理科学得不十分好，但在他循循善诱的教诲之下，数理化成绩也居然能逐步提高，在考高中时未能被理科拖住后腿。全班同学努力上进，奋发学习，并能初步确定自己将来的学习专业，好象将要考大学似的。张老师学过化工专业，给长于数理的同学讲化工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其中一部分同学竟然在初中阶段就选定了未来的专业方向，张老师教导对他们一生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五四级初中毕业共28人，于当年七月共赴天水参加中考，除一人落榜外，其余分别被天水一中、兰州工校、兰州卫校和兰州农校等学校录取，全校老师和同学皆大欢喜。作为班主任和理化教师（数学最后一学期由陈增吉老师接任）的张老师也一定为自己的辛劳成果而暗自高兴吧。五十年代初期的西和中学在鄢雨民校长和张浩岳等一群优秀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屡创佳绩，屡争前茅，誉及天水、武都，在西和教育史上留下了发光的一页。
三、 名惊一县的冤狱受害者
初中毕业以后的二十余年间，与张老师的联系断绝了。这二十年，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师生俩与这个历史时期不幸而邂逅了。这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遭际。我从西和初中毕业后，张老师被调到礼县中学，到1954年为止的新中国开明祥和、富有朝气的蓬勃发展时期基本结束。1955年是因胡风事件而蔓延全国的肃反运动，1956年是三大改造，1957年是令知识分子毛骨悚然的反右派运动，1958年三面红旗在神州大地骤然升起，六亿尧舜向共产主义狂奔，1959年嫌奔得太慢而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奔到1960年，便是人人谈虎色变大饥饿，几千万人为三面红旗而悲壮殉节。六一、六二年再也跳弹不起来了，这才暂时“与民休息”。就在这溃军饥民蜷身伏地、嗷嗷待哺之时，我又回到了母校西和一中（这时早已办成高中），操起了教师的职业。打听老师的下落，方知张老师早已被打成右派回家劳动，鄢雨民校长下放马元，姜锐老师发配洛峪时，周效贤老师尚赋闲在家，而潘惠明、张梦骥、常守经老师则惨遭不幸，弃骨异乡，只有陈增吉老师一个人被关在学校，充当差役。真是重来故地，物是人非，不胜沧桑之感！想看望一下老师们，但又绝非易事，他们都是列入另册的另类人物，随便接触是犯禁忌的。六二年寒假，学校要求老师作家庭访问，我与同为一中教师的卢清夫同行，到麻池坝访问了两家家长，归途中经张家磨，顺便去了张老师家。与我预料的情形相反，张老师家里窗明几净，院落整洁，主人笑脸迎客，饭食招待，优厚有加。这使我一下子轻松起来，对老师的种种担忧便显得多余，原来张老师竟是这样一个能在逆流中自由游泳、善于调整自己生存环境的人。就在同一寒假，我与清夫赴下寨作家访时也造访过小学时老师周自吉。但见三间黑洞洞的生产队场房里住着一位鹑衣百结的黧面老者，仔细辨认，才识得庐山真面，他就是我小学时能言善辩、诙谐乐观的周老师。原来担心在张家磨会碰到另一个周老师，然而造化却让我进入了一片人间净土。此后我便不再杞人忧天，我相信张老师一定会比我们生活得更好。
一九六二年，中国人稍微吃得饱了些，“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的警钟就敲响了。但东风尚欠，火候未成，之后三年生活着实舒服一阵子。一九六四年社教运动陆续开始，火药味从里到外日渐浓烈了。张老师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还能够继续下去吗？当时的中国人是不喜欢别人过安逸生活的，何况他又是一个异己！果然，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他滔于灭顶之灾。
生活在校园中的我，虽常听形势报告，但对外界的阶级斗争情形是知之不详的。不过心里还是隐约觉得，突发事件随时有可能出现，连安静的校园里也常有阶级斗争的大场面，更不要说贫下中农与地富反坏右杂居共处的农村。正当我作如是想的时候，六四年的冬天，传来了张浩岳老师蒙冤的消息。据说陈山村（张磨归其管辖）的村政权被阶级敌人篡夺而变质，幕后摇鹅毛扇者就是张老师。那些年月，阶级斗争的“尖锐状况”常见报端，所谓“无处不在处处在，无时不有时时有”，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一个基层政权被敌人篡夺变质却非同寻常！这是属于被打倒的阶级死灰复燃，向党向人民反攻倒算的极其严重的事情，是大有文章可做的，这下子张老师可要吃大亏了！不出所料，陈山事件被大肆渲染，全县皆知。上级领导下来了，工作组下去了，专案组也下去了，一个上下动手共同操作的冤案终于铸成了。批判大会准时召开，声势浩大，气氛森严，各单位都要赴现场参加。我和一中全体师生都去张家磨参加了这次大会，我将要站在台下观看被当作敌人而亮相于台上的张老师，这将是一个多么尴尬的场面。张老师的女儿张秦在初三读书，也得参加，否则便是阶级界限不清，有失去读书机会的危险。我注意到了学生队伍中张秦瘦弱的身躯和憔悴的面容。沉重的步伐将我拖向张磨。面对眼前的情景，忽感鲁迅笔下所言：“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萧索的荒村里，这时出现了一片人群和旗帜的海洋，极其壮观而又极不相称。幸好学校队伍离主席台很远，对台上按部就班的表演看得不甚清楚，张老师此时此刻的种种感情反应也不得而知，但大喇叭吼叫的罪状却听得一清二楚。等待着的将是一种怎样险恶的前景啊！
我对我党的阶级斗争学说向来是深信不疑的。当着革命潮流风起云涌，两大敌对堡垒剑拔弩张之时，这一学说更加有理可循。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第三等级与贵族、僧侣等级的对垒，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斗争，都是如此。但在和平建设时期，该如何理解这一学说的内涵呢？我朦胧认识到，阶级斗争最好的体现方式是战争，其次是运动。战争不是儿戏，不可随便开打；运动可以人为，随时能够发动。当有政敌需要铲除时，可以用运动的方式加以解决。有运动就要发动群众，有群众就有积极、中立与消极，这样一来，敌我立即分明，左中右亦随之成形，阶级斗争学说转瞬之间就立竿见影了。我想处处与人为善的张老师，以他热情友好的态度，见多识广的谈吐和多才多艺的本领，使得邻居村民趋之若骛，让村干部视为可交，成为村里人缘甚好的一位忠厚长者，只因为他是所谓摘帽右派，是这个社会的非主流人物，但其影响却超越了这个社会的主流人物——贫下中农，这怎能不使当权者切齿。那时的贫下中农，虽然口袋空空，饥肠辘辘，但可以喊喊口号，念念语录，骂骂地富，发发牢骚，有足以果腹的精神食粮。而张老师们则无此资格，他们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乖乖地趴在地上，再等别人来“踏上一只脚”。张老师以其尊贵的人格精神并未照此办理。排地位只能是人下之人，实际上被尊为人上之人，这必然破坏了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个社会岂能容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搞一个运动就可以顺顺当当解决这一难题。这种为决策者随心所欲而导演的闹剧、悲剧色彩兼而有之的运动就叫阶级斗争。这个斗争确实有效。这样一斗，人人便都安分守己，个个夹着尾巴做人，既团结，又安定，贯彻政策，一无障碍，所以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遂成为当时治理社会的一个威力无穷的法宝。一个处在社会最底层，连一个普通老百姓资格尚不具备的张老师，遭逢这个法宝，他还会囫囵吗？不久之后，张老师锒铛入狱，在铁窗里度过了三年炼狱生活。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我自顾不暇，无从得知张老师以后的种种情形。文革后期，情况有所松动，才听说张老师无罪释放，原判实为冤案。我不熟悉中国法律如何依法处理冤案问题，只知道那时累累冤案无人敢于喊冤也无人敢于伸冤的。陈山一案能被重判为冤，委实是当权者的一个高姿态，只是张老师因此案所遭受的巨大精神损失和物质损失又由哪个机关，哪个当事人为他了结这桩千古奇冤呢！
四、 民主政治建设的先行者
改革开放，雨过天晴，张老师右派问题得到完全平反，恢复工作，又来到西和一中。解决右派问题，当时不叫平反而叫“改正”，还有点羞羞答答。把人家无缘无故整了几十年，有些竟至家破人亡，到头来不予彻底平反还叫什么“改正”，这是几十年来惯于用文字游戏来逃避历史责任的一种常见手段。即使如此，右派们还是个个感激涕零，纷纷表态，要以残生贡献党和人民。中国知识分子的宽厚、容忍与迂腐从此可见一斑。张老师感激之情有之，涕零还未见得，但他再返一中后的自律精神和工作热情是我们望尘莫及的。
文革结束后，各民主党派陆续恢复活动。张老师是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的老盟员，不可推辞地当了西和民盟小组的负责人，积极参与了西和政协工作，参与了民主政治的建设。可以毫不夸张地的断言，张老师是西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先行者。
1984年西和政协成立以后，张老师被遴选为第一届政协委员。这届政协容纳了许多刚从枷锁中解放出来的原西和国民党政要员，大都是张老师的长辈、朋友和同事。劫后相逢，谈论国事，既战战兢兢，又意气风发，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氛围。张老师置身其中，畅谈几十年来党和国家在各个方面的成败得失，歌颂改革开放形成的大好局面，抒发自己的亲身感受，敞开胸襟，侃侃而谈，颇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心胸与气魄。这些经历复杂的老委员，无缘学习，荒疏日久，往往群议终日，多数言不及义，唯独张老师，有优秀教师的口才，有长期读书的积累，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发起言来，有根有据，有板有眼，掏出准备好的提纲，一说就是一大篇，与会的委员们或点头称是，表示同感，或眉飞色舞，掌声随之。旁听的领导们也时有抓耳挠腮，似有所悟，或注目不移，似有所纳。第二届政协时，张老师的一个学生成为政协领导人。其时，县上正在筹建综化厂，一个投资规模较大的企业，据说是县财政扭亏增盈的关键项目。鉴于这两层关系，张老师为综化厂的建设写了一个说明的建议书。他由于长于化工，对此项目情有独钟，所谈必然根据充分，很有采纳的价值。政协转报县委政府，以期该厂的成功建设能为西和人民有所贡献。现在，且不谈这个厂子的事后病情和后事料理，只这一建议所颂注的张老师的心血才智，他为政协参政议政工作所作的巨大努力以及他为地方建设所寄托的无限希望，都表明张老师胸中的那颗赤子之心是如何的忠真，如何的纯洁，如何的透亮！
张老师对西和民主政治建设的贡献更多的是对民盟西和支部的发展壮大所作的辛勤努力。民盟组织恢复活动时只有他一个老盟员，势孤力单，形不成气候。经他几年的不懈努力，民盟发展到近十人，开展活动，扩大影响，建言献策，参政议政，成为我县爱国统一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鄢雨民老师是以民盟盟员资格进入县政协任第一、二届政协副主席的。张鄢二师，同病相怜，同舟共济，携手一致，把民盟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张老师退休后，康超同志在他的辅佐下进一步发展组织，健全领导，由西和民盟小组提高成民盟西和支部，明员增至20余人。康超同志退休后，薪火续传，又把这副光荣的担子交给年青有为的季其正。西和民盟组织经过三代人的努力，如今已是西和民主政坛的一支有生力量，与其他各界人士一道，为西和民主政治和民主法制建设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目睹西和民盟今日的阵容与成绩，不由使人想到他的第一棒起跑者——张浩岳老师。
五、 随和宽厚的长者
几十年中，我与张老师的距离逐渐拉近。少年时是我敬畏的师长，可望而不可即。中年时是我一校的同事，师生界限打破，谈话无拘无束。离开一中前成为隔墙邻居，时时往还，几近一家。学生时代，他教给我书本知识，启我智慧，发我童蒙，鼓励我走上靠书本吃饭的路子。中年后，他教给我生活的知识，在为人处世的态度上以无形的榜样示范于我，使我懂得许多书本上不曾有的东西。即以师生关系的处理而言，我与他同是教师出身，社会上有大量的学生需要同他们相处，有些还是领导干部，有交道要打，回避不得。我长期读古书，古人积习影响甚深，时有狂狷之气，虽知识浅薄却自视甚高，以为小城小地无可与谈者。许多人包括不少学生都对我望而避之，敬而远之。我与学生交往，坚持一条陋习，即在街头或集会相见，我不主动打招呼。我以为学生应当先问候老师，然后我才回问他，哪有老师先问候学生之理。还有一条，学生当了官，我见面仍直呼其名，不以官职称之。这样以来，学生们总以为我对他们怀有成见，拉开了与不少学生的距离，把自己变成孤家寡人。张老师重返一中后，卢清夫、南积善、鱼献璋等当年学生都已是学校领导，但他不以老师自居，直呼他们的名字，而同普通教师一样称“卢校长”、“南校长”、“鱼书记”。第一次见他这样谦恭，心里颇觉不平。过后细想，也有道理。一是当今社会人们光取名不取字。过去朋友乃至父子师生间以字称之，即亲切又方便。现在人们只有名没有字，呼叫姓名，既嫌直率，加个“老”字，又觉欠通，不称官职，如何叫得。二是，年青时称他姓名尚觉习惯，到人家儿大女长、白发丛生时，你还径称姓名，到底有点唐突。加之别人都称“书记”、“校长”、唯独你大喊人家姓名，是不是就显得高人一等？更何况现在称官职风行四海，“同志”一词早已扔到爪哇国去了，连不是主任书记的都要以主任书记冠之，人家本是货真价实的命官，称以官职，何错之有？这样一想，我便觉得张老师真是通情达理，知人解意，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称呼，一下子就缩短了人与人的距离，对我的启发可谓深矣！张老师对我这个没有官职的该可称姓名了吧？他不，他只节约一个姓氏，直呼名字，听起来比“书记”、“校长”更觉亲切。张老师就是用这样一件小事给我上了无言的一课，讲明了一个大道理；要学会尊重人，亲近人，必须从小事做起。
张老师经历广，磨难多，因而朋友也多。他的朋友遍及全县各个角落，职业涉及到三教九流。他交友不以财富地位作标准，而以情义志趣为取舍。一中时他住我屋后，常有人找上门来，一坐就是半天，有时还要茶饭招待，可谓门庭若市，与我之门可罗雀形成鲜明对比。人们为何乐于与他为友，其中可借鉴之处甚多。一是张老师具有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疏财仗义的豪士之风，只要义气相投，视为知己，就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把自己仅有的工资拿出来以解朋友一时之困。这是当今许多人难以做到的。二是热情好客，态度和善。只要你能踏进我的门槛，我就视你为客人，尊卑老幼，士农城乡，不分等级，一视同仁。所以他的朋友既有官居六七品者，也有无业游荡者，有几位推心置腹之交是监狱中的难友，比起一般的交往更为知己。三是极其注意礼节习俗，古道热肠，无时无之。友人的婚丧寿诞他都依礼馈赠，逢年过节，礼仪如旧，为此，一年要花许多钱也在所不惜。许多节庆，他都不辞劳苦，往返城乡，亲自上门道贺。因为张老师注意交友之道，躬行交友之情，诚执交友之礼，所以他的朋友到处都能碰到。他以交友为乐，充分享受到朋友带给他的乐趣。常“有朋自远方来”，或把酒聊天，或执卷析疑，所以他从来不寂寞、不孤单。张老师迎娶儿媳时，宾客如云，络绎不绝，而且人人执礼甚恭，执事唯谨，充分体现出朋友对张老师的一片实意诚心。
几十年的政治重压，精神重负和生活重担未能将张老师压垮，还在于他具有适应环境的能力。他能随机应变，随境屈伸，大事能干，小事也不嫌弃。因此每遇困境，总能绝处逢生，探索出一条生存之路来。有些知识分子挨整回家后，不谙生计，又不肯于学习新的生存之道，受尽艰难环境的折磨，衣食无着，几至于死，岂不可悲！张老师受困农村时，什么活都干。那些被知识分子视为卑事、琐事的活计，他都干得了。多一种技能就多一种生存的手段，能解人困厄，救人性命。他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某年某月某日，他做小生意路过礼县一个村庄。因为是生路，天黑了无处投宿。他挨到一家门前，想进去讨口水喝，甚或讨口饭吃。但那家人水可给，饭可不肯舍。家里孩子正有病，也顾不上热情招待他。家里人找遍了全会没有一个会打针的。这时机会来了，他说：“我会！”此家人大喜过望，便让他给孩子打针。他原来就对医术略知一、二，回农村后又学了点医，肌肉注射区区小事，三下五除二便打完针。那时可能还没有假药吧，孩子立即安然入睡。那家人把他视为救星，待若上宾，不但招待了一顿好饭，而且留住一宿，第二天恭送出门，精神焕发，走上新途。若是我辈，此夜恐怕得在门道里委屈一夜了。
张老师始终保持着年青的心态。他爱交青年朋友，各个年龄段的朋友都有。他与青年人有着共同的话题，相投的趣味。他尊重青年人，善于听取他们的意见，学习他们的长处，从他们那里获取新的知识和见闻。他不倚老卖老，不讲老资格，不摆老架子，不以知识老人自居，不以青年导师自封。他有许多忘年之交。与他们在一起时，他不拘小节，尽情泻露他年青的性格和心情，大约1989年的重阳节，书画协会和仇池诗社约集了一些老中青年朋友赴观山登高，然后到朝阳小学会餐吟诗。上了观山，大家把野草花插在头上，载歌载舞，尽情欢唱。有的在草地上休息，有的在田埂上散步，其中最为活跃的是张老师。他原来就爱唱歌，尤其喜欢唱山歌，那天他情不自禁地打起了山歌。其中一首近日从张素纶处得知：“贤妹娃咱母洋的来，人家（念聂）转下娘家的。”此日同游的鄢雨民、廖志立、黄金鼎、赵烈夫诸老，在张老师年青精神的感召下，无不兴奋雀跃，尽兴而归。那年他已近七十高龄，有如此天真浪漫的心态，正是他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大自然的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张老师的这种积极向上、充满朝气的生活态度不知不觉感染了我，督促我逐渐改变枯坐书房，面壁修养的枯燥生活方式，走出书斋，向青年人靠近。
张老师性格开朗而活泼，喜开玩笑，不拘小节。有一次他家里来人很多，我问他忙什么，他说：“给狗过生日。”学校养鸡的也不多，哪家养狗？给哪个狗过生日？我正发愣，他忙做了解释，顿使我捧腹大笑。原来他的几位老友徐克礼（我小学时的老师）、雷泽、王树堂、王复德等和他同属壬戍狗相，聚在一处为西安的郭尔康（也属狗）接风。这个玩笑开得我大为舒心。从此我与朋友闲谈起来也就逐渐口无遮拦了。
如果说张老师多么随和，逢人即献上笑脸，那就错了。他认定的事情一定要做到，他不喜欢的人路遇也不理睬。晚年时他曾与人发生了一件纠纷，事情不算大，而理在他，可以以高姿态向对方让步，妻儿亲友都与他意见不一。可是这件事伤了他的自尊，必须分出是非曲直才肯罢休。他孤军奋斗，坚持到底，一直到出一口恶气为止。这又是张老师性格的另一个侧面。了解了这一侧面，才能对他有较全面、整体的认识。在这件事情上不应当埋怨他。试回顾他的一生，不就是因为坚持己见，不随波逐流，以致“光荣地孤立”才屡屡吃亏吗？
张浩岳老师是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这是一代在建国之前已经完成学业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他们在黑暗落后的旧中国成长起来，立志报效祖国，其中许多人冲破重重险阻从国外归来。但这一代知识分子为国家效力的时间十分短暂，他们未及施展身手，便被此起彼伏的运动吞噬了。及至二十年后拨乱反正，他们已是疮痍满身，两鬓如霜了。我为这一代人惋惜，我也为张浩岳老师惋惜。所庆幸的是，张老师未被“反右”和“文革”摧毁，凭他特殊的生存能力和达观自信的精神健康地活到了八十高龄，而且在最后的二十年中为西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照西和人的说法，他享受了“老头福”。社会进步了，人也长寿了，高龄老者随处可见，但能享到“老头福”的有几个呢？他是妻贤女孝，孙儿可心，菊绽窗前，竹青门外，或挥毫作字，或展卷赋诗，时而侍花弄草，时而出门访友，“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真是神仙一般的生活！这种“老头福”是轻易能得到的吗？这是上天给他的恩赐，这是生活对他的补偿，这是社会对他的回报，只有他才能享受。
| 辛巳九月为张老师八十寿诞，曾写一诗准备祝贺，不料未及寿辰而人已先逝，不禁使人怅然若失。谨将此诗作为本文的结尾罢： 掀髯回首暮云迟，八十人生世所稀。 蕴暖青春沉梦底，凝寒白露染征衣。 曾惊浪口飞一桨，又坐人前陈万词。 重九秋阳无限好，菊偕桃李绽同时。 二〇〇五年二月十三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