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增吉老师后半生32年的时光是在西和度过的。他在这里经历了建国以来，一段光辉灿烂的时期和段动乱屈辱的时期，与新中国共同走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年代。由于他的出身和历史（其实出身并不显赫，历史并不复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整个经历，大体可以概括为六个字：挨审、挨饿、挨批。即思想改造和肃反时期挨审，困难时期挨饿，反右和“文革”中挨批。
陈增吉老师于1954年春天奉调西和中学。当时，全省中学教师由教育厅统一调配。他到西和时住在东关一家客店，我们初三的几个同学曾帮助搬运行李。建国之初，土改之后，西和社会安定，物价低廉，加之气候温润，环境宜人，陈老师曾对这块地方赞叹不已。一角钱（当时为1000元）买七八个鸡蛋，使他惊奇；初次领略蔈子（草莓）的美味，使他倾慕。全校师生对他的到来十分欢迎，因为他是解放后第一位从外地调来的教师。论才，大学本科；论人，体态魁梧；一定了得。开讲以后，果然不错。他给我们讲授平面几何，语言简洁明确，讲课提纲挈领，不枝不蔓，深入浅出，没有一些老师上课爱谝闲传的习惯，绝大多数学生都听得懂，学得进，成绩普遍提高。他对学生要求极严，事无巨细，一丝不苟。这个严，表现在听课必须认真，作业必须细心，考试必须真实，课堂上不准说话，不准打瞌睡，甚至连头也不许转。作业批改从证明计算到字母写法，均不轻易放过。考试更是严格，从不通容一分。有位同学画圆时取巧，用墨水瓶盖缘盖沿画成圆，被陈老师打了红叉。那个圆画得很标准，同圆规画得别无二致，他去问陈老师什么原因,答曰：“如何没有圆心？”他无言以对。其它老师考试打分也是严格的，但在一分半分之间不甚计较，也常取四舍五入法使学生及格。陈老师不然，59分就是59分，也得补考。起初大家觉得别扭，习惯了也就自然了，你得的就是59分嘛，而且别人同你也一样得59。陈老师不讲面子，不走后门，对谁都一样，不管你是好学生，差学生，男学生，女学生，城里学生，乡下学生，干部子弟还是平民子弟。课堂严，课外亦严。学校实行教师值周制，其它教师值周，雨天可睡懒觉，习以为常。陈老师值周时，起床铃声刚完，他的“起床了！”的喊声便随之而至，雨天一如晴天。稍有迟缓，他便一脚踹开门，用棍子将被子掀起，光屁股的学生们一哄而起，在嘻响笑声中穿好衣服，乖乖离开宿舍。每当陈老师值周，同学们都要提高警觉，免出其丑。
从1954年到1957年，陈增吉老师认认真真地教了四年书，在西和初级中学的五四、五五、五六、五七这几届毕业生中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大家无不对他严肃认真、公正无私、言行一致、诲人不倦的师德表示钦佩和尊敬。那几年西和初中的教学质量在天水专区是很高的。我们五四级共毕业32人，参加升学考试时，除1人落榜外全部考取。参加天水一中招生考试的有3人进入前10名。五五级考石油学校，把礼县初中排挤出前10名。所以代副校长（主持校务）鄢雨民到天水开会时，待如上宾，颇为光彩。其原因之一就是有一支以陈老师为首的有质量的教师队伍。
反右派斗争以后，陈增吉老师基本上结束了他的教学生涯。他在整风反右时，有何右派言论，何以当了右派，我不清楚。但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是反右派反到基层时，已无多少政策可言，只是凭个别领导人的主观臆断而定。陈老师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校长就是蒋介石，这还得了!陈老师代理过江苏漂水县长，后又当过肃州师范校长，前任校长为专员曹启文，而曹于解放前逃到台湾，这是案情重大！他不反动谁反动？其实，这一切不要说在京津沪宁大城市，就是在兰州天水也只能算是一条小鱼，然而在偏僻的西和，在这块出一进士而三年桃杏不开花的小地方，就是一条翻卷巨澜的蓝鲸了。因之理所当然就是右派。西和之首席右派，舍他其谁？当了右派，就要挨斗，于是被斗了半年，期间过程不言而喻。那时的斗是真斗，就是说不光用口，还要拳脚相加，唾沫随之。七斗八斗，斗到1958年，看来“斗倒”、“斗垮”、“斗臭”了，接着就处理。处理很严，也是一丝不苟的，有劳教的，有开除的，有监督留用的，有降级使用的。陈老师本属劳教一类，但决定命运之际却是老天有眼，网开一面。一是他年纪已过50，据上级指示可不劳教；二是有人揭发他是CC派系的人，而唯一证明人曹启文远在台湾，无法作证，问题只好挂起来。这样他被留校监督劳动。这一处理，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4年以后，当赴河西劳教的同伴们纷纷作了异乡之鬼时，他还在学校的菜地里与小白兔戏耍（养兔）。处理以后，工资从79.5元降到30元的生活费。年届50的他，早已把一切置之度外，让教书就教书，让劳动就劳动，一切听从党安排。他随学生下乡开荒种地，当火头军，管理学校菜园，喂猪、养免。凡事忠于职守，克己奉公，干什么都认真研究，把事情干好，管教人都对他有好印象。
政治的考验尚未结束，物质的考验接踵而至了。1959年以后，生活日趋困难，物资贫乏，供应紧张，情况日甚一日，终于到了1960年——这个至今使老年人谈虎色变、青年人听而起疑的紧急关头了。陈老师一家7口，5人上学，两人工作，工资累计不足百元，困难状况可想而知。当时他们和全国大多数家庭一样，实行原始村社的分配制度，依人下面，按口分食，适当照顾老幼。处此困境，陈老师依然不亢不卑，不紧不慢，照样生活、工作、劳动、读书，还是那样认真，那样严格，那样坚持原则，而且在逆境中不时闪现出崇高的道德灵光。有俩件小事足可证明他极其可贵的品质。过来人都知道，1960年的糖萝卜曾是救命之菜，人人喜种喜吃，学校也不例外。校园里的糖萝卜经常有人偷拔，有些老师有机会也不妨拔几个以充饥肠，久而久之管理人也知道谁拔谁不拔。临地而住的陈老师属于不曾拔的一类，管理人觉得不平衡，多次制造机会也让他拔几个，但他就是不上钩，往往放过人施良机。管理人本是他的学生，索性拔起几个放在他的门前角落里，总该归他无疑了。然而事不如愿，他竟然对这几个救命之宝熟视无睹，结果还是被别人趁夜幕“顺手牵羊”而去。他认为不该他吃的绝不吃，即使可以起死回生。不但如此，该他吃的，也还可以舍与不如己者。学校赴卢河开荒种地，陈老师随队前往。大灶办在一家贫苦农妇家中。由于伙食关天，大灶管理非常严格。每人一份足斤足两能吃到五成饱，一点一滴汤，一丝一屑馒头都贵如黄金，落到地上也得拣到嘴里，岂可让与他人。农民生活又远不如学校师生，面黄肌瘦、形容枯槁者所在皆是，倒毙路旁者也时时有之。这位安姓农妇唯一能沾到光，就是在大家分食之后，可以从大师勺下得到一点残汤剩水，馒头则是没有的。如果分到最后尚有一碗，她可得一碗，余半碗，可得半碗。如刚好亮底，便只有望锅兴吧，处境着实可怜。一次分到最后，滴汤不剩，她饥肠欲断，饿眼欲穿，这时陈老师毫不犹豫地把他的半个馒头连同半碗汤分给了她。他的这一举动使周围的人十分震惊，好在人们饿得心上发慌，无暇上纲上线，既末以“腐蚀贫下中农”论之，也未博得“雷锋精神”。这一行为的份量，到底有多重，大家自会用心掂量了。
与陈老师久违7年之后，我于1961年冬天分配到母校西和一中。原来熟悉的老师们，有的开除回家，有的贬谪农村，有的千里劳教，一去不返，只有陈老师依然故我。那时，人们刚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生活依旧贫困，饮食仍然低劣，但已不再啼饥号寒。党的政策也逐渐从极左边缘向回扭转，学校显得平静而松弛。学生数量大为减少，教师从凶猛的大潮中跌落到沙滩上，个个精疲力竭，只是闲谈终日，休养生息。刚刚毕业的我，对这种气氛颇不适应，觉得还是乘此闲暇多学习少逸乐为宜。我同陈老师同住一院，逐渐有了接触。一天中午，正当院中老师坦腹晒太阳时，我看见他正戴着花镜看书。凑近看时，原来他在读旧版小字《资治通鉴》，我于是颇为诧异。他不但习理，而且习文；不但在教学岗位上学习，而且离开教学岗位后照样学习；不但在生活安逸时学习，而且在生活困苦时依旧学习，我不觉肃然起敬。
1962年开始，政治气氛进一步祥和，物质条件也渐趋好转。这年夏天，县上开会给右派摘帽子。会后，给摘帽教师排了课。陈老师于是重操旧业，给初三授数学，接着给初一授英语。态度一如既往，严格不异从前，只可惜教学对象已大不如前了。由于多年动荡，教学秩序混乱，学生基础很差，使得他的教学效果受到影响，无怪乎他要慨叹“砖头炼不出铁来”了！然而，就为了这一句至理名言，他在“文革”中无法交代清楚，被目为“仇视贫下中农子女”。
从1962年到1966年，陈老师又教了5年书。这5年，是政治空气日益充满火药味的5年。他是摘了帽的，当然不会在教学上被重视，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低着脑袋教书，因之他的教学也就失去了五十年代的光辉。一有风吹草动，学校领导还要在他身上做点文章，看看有何新动向。比如1964年，天水地区文教局派人来校搞政治课改革试验调查时，顺便抓了一下阶级斗争，就把他狠狠地旁敲侧击了几下子。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过了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涛就扑天盖地而来，把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又抛在浪顶波谷了。
西和地方虽小，但政治气候很为敏感活跃。运动来时，多数地方尚处于青苹之末，西和则已枝摇叶动，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些热衷于搞运动的人便挽袖卷裤，抢先摸起鱼来。比如，1966年5月聂元梓在北大贴出“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第6天，即5月31日，西和一中第一张揭发“黑帮”的大字报就刷出来了。矛头所指“宁方陈”，这个陈就是陈增吉，罪状不外乎“反共老手”、“CC特务”、“智育第一”、“歧视贫下中农子女”、“宣扬封资修”之类言之凿凿而查之渺渺的东西，其实都是些骇人听闻的无稽之谈。显然，陈老师是被当作体现斗争大方向而陪绑的“死老虎”抛出来的，当宁、方被斗得大汗淋漓时，陈则处于陪斗地位，乐得站在旁边一声不响地锻炼站椿功。斗了两个月，见无多大油水，便强迫劳动。劳动就不分主次了，尽管你年老，也得扫厕所，担稀粪，背垃圾，给泥水匠当小工，和泥提泥包，种种繁重活，同青年人一起干。陈老师劳动也非常认真，有人监视，他干；没有监视，他也干。我们干乏时想多休息一会，他就督促：“小伙子，有人来了！”他倒成了监工。他见我们很少劳动过，动作不谐调，就常拣重活难活。例如和泥，又脏又费力，他就主动干给我们看，如何一锨一锨地翻，既省力，又不溅泥。担稀粪时，他不怕臭，不嫌脏，挽起衣裤，下到厕所底层，一声不响，好像是给自家积肥。在他的带动下，我们也就不好意思偷懒了。秋冬之交，红卫兵大串连，接着又揪斗“走资派”、“黑帮”队伍逐渐分化，只留他一人，既无权插旗造反，也不敢揭斗“走资派”立功赎罪，只是一人在陋室里，或看书，或“闭门思过”。1967年全面武斗，也没他的份。1968年“革委会”成立，接着工农兵宣传队进校搞斗批改。他又有事儿干了。他从房间被赶出来，同“走资派”、“残渣余孽”们住“牛棚”，边交代边劳动，接受专案审查。那时掌管学校大权的工农宣传队的队员，真是敢说敢干，说干就干的人，用种种办法折磨、取笑这些“阶级敌人”，比如吃饭时先请罪，跪在主席像前陈述自己一天的罪恶，颈挂写有本人名字的招牌，在校内巡回展示，倒行跑步，扭跳忠字舞，强迫在大庭广众之中独唱革命歌曲，相互坐“土飞机”，以毒攻毒等等。别人干这些都要含着泪、忍着笑，唯有陈老师一本正经，认真操作，煞有介事似的。唯其如此认真，有时无意间闹出许多笑话，把严肃的阶级斗争阵地变成闹剧舞台。例如有一次搞“以毒攻毒”，工宣队员命令陈老师：“陈增吉！给卢松年（一中职工亦被揪斗）坐土飞机！”陈老师有些重听，回答道: “什么？把卢松年送回去？”便把卢牵住径直往外送，弄得主持者哭笑不得。1970年初，我结束了短暂的政治生涯，被逐出西和县革委会，“揪回”县中，又同陈老师住在一间牛棚里，成为“难友 ”。在经历了“文革”初期的洗礼之后，再遭劫难，心境已大为平静。陈老师对我这个一起两落的学生，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情和眼光。他似乎觉得，他好好地不当老师，却跑到县革委当什么常委，这不，又回来了！我们在接受批斗之后或劳动或看书，生活亦有节奏。陈老师已是历经多次磨难的人，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临事从容不迫，处事胸有成竹，从未见到他有过半次的大悲大喜。有些人运动突临，猝起不意，惶惶然不知所措，以至痛哭流涕；而在宣布解放、落实政策或恢复官位时又喜形于色，激动不已，可谓浅薄。陈老师不然，他似乎对一切事情都有应变的思想准备，想得通，受得了。运动紧张时，他的步伐不加快，运动和缓时，他的步伐不减慢。
1971年后，运动节奏减弱，我们的生活也不时出现乐趣。其时，他同张廷哲、魏绍洲和我同住一室，属于尚未解放的几个“顽固不化”派。4人劳动之暇，横拉竖扯，妙趣横生。以前我同他是师生关系，界限甚严。这时，起居一室，患难与共，界限早已去除，相互不拘言笑，当年威信颇高的老师现在说起笑话来简直使人脸红。这时我才发现，他的精神面貌是如此丰富多彩，他的感情世界竟是那样可近可亲，实在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思的和蔼长者，一个天真烂漫的赤子。他给我们谈自己的家世、出身、战乱、流离、婚姻、子女、旧时代的官场佚事、社会丑闻、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政策失误，都真实亲切，颇有见地。就我当时的认识水平，觉得他对共产党、社会主义很在诚意，破除了原先的一些偏见和看法。
陈增吉老师在逆境中的乐观主义精神是很宝贵的。反右时一次斗争会上，一个积极分子在发言时忽然上前，一把把他推倒，头撞在地上铿然有声。主持人（他的学生）以为跌得重了，急忙上前扶起。要是别的人，这时满可趁机撤下火线，休息几天。陈老师起来之后，拭去头上尘土，又站在原地“接受教育”。晚上，主持人悄悄去安慰他，他不介意地说：“形势如此嘛。”正是这种乐观态度，才使他挺立了十几二十年，没有在运动中倒下去，反而健康地活下来，活到“四人帮”垮台，活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文革”中的斗争远比反右时激烈复杂，他挨斗时间之长，程度之烈，也在各次运动之上，他仍然不气馁、不急躁、不失望、不消沉。一有兴趣，他还要哼几句象模象样的京戏，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
“文革”开始以来，陈老师接待外地调查材料的人100多个，几天一批，几天一批。这无形中为他的问题扩大了影响，以为他官儿不小，问题不少。但这也有好处。正在劳动困倦时，忽有人传话：“陈增吉,有人找你！”便可以休息半天了，我们还真有点羡慕。不过这也使他感到厌烦。来者都不善，面目严肃，言辞严厉，动辄加以训斥，要他“老老实实交代，不许隐瞒”。有些派性十足或用心险恶者还暗示编造。陈老师不为其严辞厉色所屈服，也不为其温颜假意所诱惑，一是一，二是二，绝不说假。他的记忆力强而清晰，一生大事都记在本上了。你来调查，我如实照抄一份给你，都经得起事实检验，不坑别人，不害自己。他自己一时吃点亏，但却保护了许许多多的同志。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痛恶说谎的老实人。
1974年，我恢复工作重上讲台，陈老师的问题仍束之高阁，无人问津。由于年老体衰，学校未安排什么活路，逍遥了一个时期。他每天给家里提一次开水，从学校到操场，步履逐渐蹒跚。“四人帮”垮台之后，形势日新月异，1978年终于为他平了反。据说还有个别老“左”忿忿不平，但只是庸人自扰，反招没趣。陈老师在他古稀之年到底被承认为“人民”了。此后，因忙于教学，同他的接触渐少，只在院内校外碰见时或招手致意，或相互取笑几句，或做几个滑稽动作，以示亲善友好。到他迁入朝阳宿舍大楼时就很少见面了。听说他有病，曾去看望过一次。他说看书已不清晰，下楼行走有困难，颇感寂寞。这样一直到他逝世再未见面。
陈增吉老师在西和度过了他扎实而又坎坷的后半生。全县的教师、干部和农民，许多人都知道他，听说过他。他培养造就的学生约在千数左右。但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他的呢？连我在内，长时期中总以为他是个从旧社会染缸中捞出来的旧官吏，身子在新社会，脑子在旧社会，思想一定反动，意识必然腐朽。文革前学习讨论时，他有时把“工农”说成“农工”，把同志称呼“阁下”，更固定了上述看法。西和社会上一提说起他，简直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化身。经过长期的接触、观察和思考，感到上述看法是多么的可笑幼稚。他的出身较为贫苦，他的官场经历极其短暂而普通。在旧社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远离政界，未曾沾染官场习气，更无贪赃枉法行径。当时作为校长必须管理党团活动，并兼职领衔，是百余名国民党、三青团员的当然介绍人。这是历史形成的必然事实。说到他的个人品质，说到解放以后他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贞态度，对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学生诲人不倦的品格；说到他在政治运动中胸襟坦白，向组织负责，向同志负责的严肃态度，以至平时食衣住行的种种小事，无不表现出他平凡而磊落的心胸、节操。随便说吧，他遵守纪律，参加学校举行的一切活动，从不迟到早退。在他年近六旬时，还参加了一次教师的接力赛跑，在不慎跌倒在地后，仍爬起跑到终点。他节俭成性，一件解放前由学生集体馈赠的呢制中山服，一穿就是40年。从帽子到鞋袜，一直穿到补了又补。废物废品，只要能用的，就都拣起来保存下，以备不时之需。他勤劳成性，凡事自己动手，不劳驾别人，洗洗缝缝，说干就干。他珍惜粮食，吃完饭一定涮碗喝下，馒头屑掉在地上一定拣起来。连开水也节约，从不喝一半倒一半。他把浪费称作“暴殄天物”。他虽过着艰苦生活，但对比他更困难的同志却毫不吝惜。原一中门卫任师家中子女多，曾多次在发工资时向他告贷，他都咬紧牙关，慷慨解囊。他不贪无义之财，不占别人分毫便宜，他曾把多发的20元工资退回会计（其时月薪为49.50元），使会计深表敬钦。他努力学习，紧跟时代，提高认识，提高自己，只是不随便发表意见而已。由于在一次批苏修的发言中被人断章取义抓了一次小辫，言谈更加谨慎。他不会唱高调，不会哗众取宠，但会思考、辨别，他同意孔子的话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些琐屑小事，正是反映太阳光辉的一滴水珠，而许多人并不清楚。他虽长我将近30岁，但他那种天真无邪的心态，至真至诚的品德，我自叹不如。时间过得越久，接触的人事愈多，这种感觉也就愈加深刻。如今具有这种品格的人实在是日见其少了。
陈增吉老师于1985年6月19日逝世。1960年患甲状腺肿瘤，动手术后医生说只能活10年。1970年该是他归天之时了，当时我们曾开玩笑，问他何以不死。或许是劫难未了，也或许是其诚格天，“死期”之后，又挨了几年斗，更欣慰的是，他多活了15年，并亲眼看到了儿女们的茁壮成长，看到了新中国的欣欣向荣，他可以死而瞑目了。
陈增吉才是逝世以后，我曾写了一则短短的讣告，用以小结他的一生，鄢雨民老师以为概括得很准确，可惜未留底稿。其时我正患病，再加其它原因，未能在丧期守学生之礼、服弟子之劳，只写了两副挽联，以示哀悼。一联曰：
滴滴烛泪，润园圃千株桃李。
寸寸丹心，怀故乡万里风云。
一联曰：
总结一生唯骨鲠
点燃七尺尽光明
这也算是对陈增吉老师的一个评价罢。
附：陈增吉先生简历以供参照。
陈增吉先生，河北省石家庄人。生于1908年3月14日。1915——1922年在家乡上小学；1922——1924年在邢台宏道中学上学。1924——1927年在山西太谷铭贤中学上学；1928——1932年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上学。政校毕业之后在江宁县政府任科员。4年之后任江苏漂水县政府秘书、教育科长，并短期代理县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日冠攻陷上海，进逼南京。12月南京陷落，日冠屠城。与此同时，先与同志者奉命撤退，辗转至汉口、长河、西安、兰州，最后至酒泉，任中央政治学校肃州分校主任（按：中央政治学校校长由蒋介石兼任，主任先后为戴传贤、陈立夫。各地分校校长均由蒋兼任，而实际工作由主任主持。肃州分校主任为酒泉专员曹启文，后由先生担任），时间为1938年4月至1941年。1941年肃州分校改为肃州师范，先生任校长，直至1949年9月解放。解放初期（1949年9月——1950年2月），仍留任校长之职。接着又短期担任河西中学校长。1950年5月至1954年初先后任酒泉中学和酒泉师范教师。1954年2月调任西和一中教师，直至1985年去世。
笔者注：此简历由陈增吉先生之幼子陈枋提供。因此文写得早，文中在叙述到陈老师的历史时，应以陈枋提供材料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