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赵逵夫：教授，博士生导师。1942年生，甘肃西和县人，西北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甘肃省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省文联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出版专著《屈原和他的时代》、《古典文献论丛》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
引言
十几平方米大的房子里，整整一面墙被书占据了。赵逵夫先生将自己的书房命名曰“滋兰斋”。
他说此名出自《离骚》中的诗句———“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简单地讲就是育人树人的意思，我是个教书的，这很符合我！”
因为数学家陈景润，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了这样一个名词———“歌德巴赫猜想”。
在楚辞学上，同样也存在这样一个“歌德巴赫猜想”，那就是“屈原疑案”，即从民国初年的学者开始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少数日本学者，围绕屈原及其作品产生的“屈原否定论”。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楚辞学界一篇极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屈原生平考辨》的出现，“屈原疑案”才得以解决，而该文的作者正是后来被学界称为“求解楚辞歌德巴赫猜想的佼佼者”的赵逵夫先生。
事实上，已过花甲之年的赵逵夫先生并不是如他口中而言的“是个教书的”而已，作为我国当代著名的文史专家，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先秦两汉文学、古典文献学等研究领域造诣深远，影响巨大，被盛赞为“开显中国古代文学之秘的大师”。
关于学术
“我不认为自己的结论就是终极真理，我只是在走向真理！”———赵逵夫
记者：记得您那篇具有轰动效应的文章———《屈氏先世与句王熊伯庸———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就出自您的硕士毕业论文《屈原生平考辨》。想知道，当初怎么就选定了以屈原“说事”？有偶然因素吗？亦或是其他原因，比如论文是命题论文，或导师指定了论文方向？
赵逵夫：我研究屈原生平的最初想法是在见到一本《屈赋新编》后产生的，时间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客观地说，想法最后确定不排除偶然因素的作用！
记者：是什么？
赵逵夫：1981年，我见到了日本学者否定屈原的否定论文章，那是我最早见到的日本学者否定作为伟大诗人屈原在历史上存在的材料。就从那一刻起，最初的想法变成了最后的决定。
记者：“屈原否定论”的起源与发展是怎样一个过程？
赵逵夫：清末民初，廖季平在其《楚辞集解》一书中说“屈原并没有这个人”，并认为《离骚》等诗篇不是屈原所作。嗣后，胡适在《读楚辞》一文中也说“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解放初，也还有人发表过类似的观点。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冈村繁、白川静等人，也坚持“历史上并没有屈原这个人”的观点，认为屈原只不过是传说中的人物，而日本的铃木修次等人主持的《中国文学史》编写中，甚至说“就连与屈原关系最为密切的《离骚》是否像传说的那样是屈原个人的创作，也还是有问题的”。
记者：先秦文学是您的研究方向，您刚才也讲读屈原作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了，到中学时，已将《离骚》、《九歌》、《九章》背诵得朗朗上口。那么对于“屈原否定论”您是怎样一个认识———认可还是否定？
赵逵夫：坦率讲，当初我想，如果我研究屈原生平的结果发现屈原这个人之存在确实有问题，我也将放弃相信历史上实有屈原其人的观点。
记者：那么，对研究最后取得的成果，是您预料中的吗？有没有感到意外？
赵逵夫：研究结果取得的收获的确是意外的。我的论文分四部分，主要研究屈原(包括家世、生平、思想、政治主张、创作、朋好、政敌)和他所处的时代(当时的政治情况、军事情况、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文学创作者的继承关系和发展概况等)。尤其是第二部分《屈氏先世与句王熊伯庸———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主要弄清了屈原与《离骚》的关系，纠正并解决了屈原研究上两千年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记者：就是这个突破否定了民国初期以来国内外一切“屈原否定论”的谰言？
赵逵夫：是的！我根据《世本》佚文等资料，证明了《离骚》同屈原、屈氏的关系，以确凿的事实对“屈原否定论”予以了否定。
记者：我们都知道，通常一篇有价值的论文，往往可以使一位学者崭露头角，从而得到学术界的注重、承认、赞同。您是否也是如此因而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
赵逵夫：我不认为自己的结论就是终极真理，我只是在走向真理。不论是《屈原和他的时代》、《屈骚探幽》，就是同某些日本学者争论的结果。我以为我的研究不仅仅是对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的考证，也是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肯定和维护，是在阐述一种爱国主义体现在人格上的榜样。
记者：研究屈原多年，抛却研究二字，您对屈原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赵逵夫：他是我所崇敬的伟大诗人！他追求真理，坚韧不拔的人格，注重个人、保持自身的修节都令我崇敬不已。
关于职业 “我的人生宗旨是当好一名老师。”———赵逵夫
记者：刚才看到您的各种荣誉奖励证书，垒起来足有一人高。
赵逵夫：(笑！)无所谓！
记者：怎么理解您所说的无所谓？
赵逵夫：不管怎样，说到底，我还就是个教书的，上课教学生就是我的天职。所以，对一个教书的而言，培养出业务强、素质好的学生就是最大的荣誉。
记者：40多年的教师生涯，现在回过头怎样看自己的这份职业？
赵逵夫：我喜欢当老师！我不夸言我的人生宗旨就是当好一名老师。
记者：当好一名老师，您的自我标准或要求是什么？
赵逵夫：老师，不仅仅是教给学生知识，更是教育学生如何做人。作为老师，就应该知识丰富，就应该尊重学生，因为，在人格上，老师和学生是平等的，那些在课堂上随意贬低学生或发牢骚的，就是践踏师道，就是愧为人表。
后记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从赵逵夫先生家中出来，遇到了一场急风暴雨，于一高楼下避雨时，突然想起了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这句话。
什么是大师？《资治通鉴》中有一句话：“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大师应该是经师与人师的统一，也就是“道德文章，堪为师表”，不但有渊博的知识，有原创性、奠基性、开拓性、前沿性的学术成就，还能做到文以载道，是知识和品格完美结合的代表，是知行统一的典范。
“文科楼大教室里人坐得满满当当的，后来的学生已没有位置，只好和别人挤在一起。听课的人不仅有其他年级的，还有外系的，外校也有研究生前来听课。”每每说起赵逵夫老师上课的情景，他的学生们都能清楚地记得当时人满为患的状况。
给赵逵夫先生当了6年学生的马世年，现在是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恩师让人最为感动的不仅仅是他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德，还有他治学的态度。”马世年说，“每当晚上从老师窗下路过的时候，都能看到他窗户里亮着的灯光。深夜12点之前，很少看见老师书房里的灯熄灭过。”
（文／本报记者雷媛 图／赵逵夫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