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认识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神学阶段、2、玄学阶段、3、科学阶段。

　　“神学”的特点是依靠“天命”，上帝的意志是不许“盘问”的。

　　“玄学”的特点是重视“推理”，推理以预定的“教条”为出发点。

　　“科学”的特点是重视“实证”，实证没有先决条件，可以反复“检验”，不设置“禁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识这一条原理，足以防止“从科学回到空想”的倒退。“唯一标准”就是“一元性”。科学的“真伪”分别，要用“实践”、“实验”、“实证”来测定，不服从“强权即公理”的指令。  

    

　　以医学为例。医学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1、神学医、2、玄学医、3、科学医。“医学”古代称为“巫医”。“巫医”的治疗方法主要有：驱鬼、招魂、咒语、符录、魔舞等。所有的民族在历史早期都有过大同小异的“巫医”。这是“神学医”。

　　从“神学医”发展为“玄学医”。“神农尝百草而兴医学”。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医者意也”，这是中国的玄学医。希腊有“四体情说”(血痰怒忧)：“体情调和，身体健康”，这是希腊的玄学医。毛泽东比斯大林聪明，他提倡“中医”而没有给“西医”带上“伪科学”的帽子。各民族原来都有各自的传统医学。印医、藏医、蒙医、中医，都是东方的有名传统医学。它们对人类的“科学医”都有过贡献。

　　世界各地传统医学中的“有效成分”汇流成为人类的“科学医”以后，代替了各民族的“民族医学”。今天“中医”和“西医”并立，将来总有一天要合流。科学不分“中西”，科学是世界性的、一元性的。  

    

　　天文学更明显地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1、天文神学、2、天文玄学、3.天文科学。

　　古代的巴比伦、埃及、希腊、中国等，都有“占星术”。占星术把人类的“吉凶祸福”跟天文现象联系起来，利用日食、月食、新星、彗星、流星的出现，以及日、月、五星(水金火木土)的位置变化，占卜人事的吉凶和成败。这是“天文神学”。

　　中国有“盖天说”、“浑天说”等宇宙观：“天似盖笠，地法覆盘，天地各中高外下”；“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这是中国的“天文玄学”。

　　哥白尼的“日心说”，使天文学开始进入科学的大门。恩格斯把他的《天地运行论》比作“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观测手段日益进步，创造出望远镜、分光仪、射电技术、人造卫星，人类登上月球，发射宇宙飞船到各大行星作近距离观察，使天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呢?  

    

　　“马尔语言学”跟“米丘林生物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米丘林生物学”是斯大林死后由赫鲁晓夫拨乱反正的。“马尔语言学”是斯大林生前亲自拨乱反正的。在接到许多“告状信”以后，斯大林不得不出来说话了：“语言没有阶级性”，由此引伸出“语言学也没有阶级性”。“语言没有阶级性”是斯大林的伟大发明。语言学界额手称庆！  

    

　　可是，语言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也没有阶级性吗?  社会科学不是“阶级斗争的科学”吗?   语言学“没有阶级性”，这是社会科学的一个“例外”呢，还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先例”呢?  是“下不为例”呢，还是“以此为例”呢?  这严重地困扰了苏联和中国的思想界。  

    

　　三马大战：5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举行轰轰烈烈的“人口问题万人大辩论”。压倒多数战胜了唯一的反对票。人们说，这是“马家大战”，因为“马克思”、“马尔萨斯”和“马寅初”，都姓马。“文化大革命”以后，人们惊呼：“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这是“接待”赛先生的方法错误而受到的重大历史惩罚!“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口过剩”的名言没有人再说了。“计划生育”成了中国的重要国策。回忆1947年联合国首届人口会议上，苏联反对“节制生育”，发展中国家反对“家庭计划”；1962年以后某些亚非国家改变态度，开始节制生育；1979年以后中国实行“计划生育”。这些历史事实，说明人们对社会科学的认识是变化的。这一变化，猛烈地冲击了“社会科学有阶级性”的坚固堤防。

    

　　解放初期，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和财经学院教书。看到从苏联课本译编而成的“经济统计学”讲义。开宗明义说：“经济统计学是有阶级的性的”。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论文，引用苏联专家的话说：“抽样调查”是资产阶级压迫工人的手段，无产阶级觉悟高，产品用不到抽样调查。这时候，学校图书馆收到一册新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其中有“抽样调查”一条，内容竟然跟教科书上的说法大不相同，它肯定了抽样调查的“科学性”和“必要性”。我叫我的研究生赶快翻译成中文，印发给同事们和外地财经学院参考，引起当时经济学界的兴趣。当时只敢默默思考：是不是“科学没有阶级性”要伸展到社会科学的敏感部门“经济统计学”来了?

    

　　阶级性最强的是“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否定了社会学的存在。苏联长期不知道有这样一门学问。可是，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恢复了社会学，虽然“苏联社会学”依然是有阶级性的。中国更加长期不知道有这样一门学问。旧的社会学者被看作是当然的“右派”，大都流放到边地去了。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才重建社会学，比苏联晚二十多年。不知道今天的“中国社会学”保留了多少阶级性和怎样的阶级性。

    

　　社会科学是不是科学?社会科学是不是“一元性”的?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是否也经过了神学、玄学和科学三个阶段?

    

　　北京天坛公园内有“祈年殿”，析求上苍恩降丰年，这是不是“经济神学”?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求增加生产、但求分配平均，这是不是“经济玄学”? 经济学教科书说：“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预算门类之间和经济部类之间比例失调，造成民生经济的长期落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预算经国会争议而实现了比例调整、经济受供求和竞争的制约而达成合适的比例，由此民生经济迅速发展。这是否可以说“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也适用于资本主义? 50年代的“公营高潮”也波及某些资本主义国家；70年代的“私营高潮”还在波及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公营跟大锅饭、低效率、长期亏损共生，这也有阶级性吗?

    

　　这些问题，今天仍旧是人们不敢深入思考的敏感禁区。可是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它跟“改革”能否成功有密切关系，不可能永远回避。“地心说”和“日心说”在古代曾经是最敏感的禁区。谁接触它，谁就要被烧死。古代的科学勇士居然把这个禁区打开了。今天有现代的科学勇士吗?

    

　　“开放”以来，也开放了一些禁区。例如，长期不许说“宏观”和“微观”，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庸俗观点”。现在大谈“宏观”和“微观”了。长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通货膨胀”。今天大谈“通货膨胀”了。禁区开放能否再扩大一点，或者干脆来个彻底的学术自由?  

    

　　社会科学问题如果没有科学地解决，新技术引进来很可能是发挥不出应有的效果的。“改革”就是打破“框框”。要使改革成功，还要打破更多的“框框”，从自己建筑起来的“圈套”中走出来。重新考虑如何“接待”赛先生，这是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